周成功說了什麼?他沒有說什麼?

我的朋友江才健在這一期科技報導上寫了一篇文章,值得和大家分享:

周成功說了什麼?他沒有說什麼?

套用「我的朋友胡適之」那句老話,「我的朋友周成功」四月間在張昭鼎紀念研討會上做了一個報告,談「二十年來台灣生命科學研究」,他事實上溯到了四十年前,舉出生命醫學研究的一些代表成績,但是很顯然的,他更主要的關注,是未來二十年生命科學研究的問題。

對於未來二十年的生命科學研究,周成功的結論是悲觀的,他問道,「我們還有未來嗎?」周成功提出一些事例,支持他那樣悲觀的論調,其中包括兩兆雙星計劃中,高懸「本夢比」的生技製藥計畫。周成功三年以前就在報紙上公開撰文,說生技製藥計畫是「國王的新衣」,是沒有開始就註定失敗的國家計劃。

支持他悲觀論調的,還有周成功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就是生命科學博士教育的大肆擴張。兩年前他也寫過文章提問,「台灣的博士泡沫什麼時候破滅?」當然,這個博士教育擴張的問題,部份正是前一個生醫科技研究計畫擴張所造成的下游問題。

對於研究教育的問題,周成功的觀察是,那些研究教育,「其實沒有太多內涵的博士訓練」,「老師心中掛念的只有實驗、論文和SCI的點數。在很多老師眼中,學生只是一雙聽話的手而已。怎麼培養品味、知性與能力的提升,永遠無法成為博士教育的核心價值」。在公開撰文呼籲之後,周成功希望生命科學社群能有所反省,他有所寄望,也曾經寫過「學界領袖哪裡去了?」那樣的文章。

這回張昭鼎紀念研討會中,周成功提出幾個有名有姓的中研院院士,說其中有他的老師,似有「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味道。他公開質疑,這些院士「學術地位」所賦予的學術領導者身分,在他們目前研究工作中的一些「便宜行事」安排,是不是恰當?是不是能給生命科學界帶來新的風氣?更不用說帶來改變?

認識周成功的人,對於他提出這樣的批評,不會感到意外,因為他老早就砲轟司令部,是一些人眼中的「異議分子」。周成功的教學和研究都受到肯定,如果多點「經營」,應該早就是「既得利益」的群體,結果他不此之圖,老是要批評許多他看到的問題,可以說是「不識時務」。

那麼他說的對不對呢?

對於生技製藥計畫,我在《知識通訊評論》作過報導,也曾經親口問過一位在國際製藥界有深厚經驗,行事作為備受肯定的專業人士,這位人士對於我們的生技製藥計畫批評甚重,認為計劃提出的目標可以說是「用騙的」。
周成功指出的生命科學學術發展的問題,其實是當前整體學術發展問題的冰山一角。這些問題是由二十年前「有深度的學術,有創意的文化」倡議,到學術傑出獎,五年五百億,再到普遍設立的講座教席和特聘研究員制度,以及為支持這些獎勵制度而來的評鑑體系。

近二十年來的這些發展,固然數據指標大有進步,國際合作廣泛增加,但是也有許多的議論,認為因而犧牲的學術規範風氣,師生倫常關係以及社會責任意識,以長遠來看,可以說是得不償失的。許多事情無法一一細究,多能見微知著。五年五百億計劃起步伊始,曾經遇到一位中生代的傑出學術友人,還記得那天他在校園騎在腳踏車上,停下來搖頭歎息說,他那個領域的許多計畫,簡直是「胡搞」。

至於近年來大張旗鼓的學術評鑑,也一直引起諸多批評,最近才漸有檢討的聲音。曾經和一位朋友談及他主導規劃得的國內社會科學期刊論文引用評鑑制度,他當然為評鑑制度辯護,我就問他,在沒有採行目前評鑑制度之前,知不知道他們領域裡誰做的最好,朋友回答說「當然知道」,於是我說,「那不就好了嗎?為什麼還要排後面的名次呢?」一些學術朋友也會說,如果看看我們在國際科學上的曝光度,看看國際學術對我們態度的改變,便可以知道我們的進步。這就牽涉到科學(學術)研究的價值問題。

學術研究的價值,是一個無論中外都爭論不休的問題,做學術研究的人,常喜歡說的是「無用之用,是為大用」,但是近代學術研究的得到社會資源支援,總不可能免於社會條件的制約,社會也愈來愈要追問,學術研究的價值。在當前學術體系持續擴張,學術研究受到制約的例子可說屢見不鮮,甚至有計畫半途攔腰而廢情況,如果以美國的情況來說,前些年國家衛生院經費快速擴張,近年因經濟問題經費緊縮,便造出許多問題。生命科學近年特別要求「轉譯研究」,也是社會壓力的結果,最近更有許多重複實驗研究的要求,都透露出學術研究並不是「論文知識-應用發展-社會福祉」那樣簡單的一條線性關係。

所謂社會影響,除了知識本身,當然也牽涉到不同文化的需求差異。長久以來,我們總喜歡強調一種單一的國際標準,不思文化差異的價值問題,近年大力推動的評鑑制度,則更進一步造成單一化標準的價值窄化。民國初年的著名大教育家,南開大學的創辦人張伯苓,有一段「南開大學發展方案」文字說:

「以往之大學,大半『洋貨』也。學制來自西洋,教授多數係西洋留學生,教科書非洋文原本即英文譯本,最優者亦不過參合數洋文書而編輯之土造洋貨。大學學術西洋歷史和西洋社會為背景,全校精神幾以解決西洋問題為目標。以社會科學論之,此中弊端,可不言而知。」 「社會科學,根本必以其具體社會為背景,無所謂古今中外通用之原則。倘以純粹洋貨的社會科學為中國大學之教材,無心求學者,徒奉行故事,湊積學分,圖畢業而已。」 「有心求學者,則往往為抽象的主義和原則所迷,置中國之歷史與社會於不顧。自然科學稍異,然亦不能謂洋貨均能適用,更不宜謂中國應永久仰給於洋貨。」

張伯苓的文字,今日讀來,似仍未為過時之論。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將其結尾數語,大致引述於後,「過去許多心懷大志人才,總是翹首西望,希望在彼邦沈浮數載,埋首於書肆,得一文憑,便可名重桑梓,改造社稷。」
「不過,今日世勢已異,西域思潮多迷於絕巷困境,經濟政治亦向東方傾斜。若還是一意迷信他邦典範,隨人云語,恐怕非但是錯估了歷史形式,亦是妄自菲薄了。」

 

 

圖片作者: Dimitris Papazimouris
圖片來源: http://www.flickr.com/photos/papazimouris/2529533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