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崇事件」與學術界的「利益衝突 」

去年中研院陳垣崇教授因為專利授權及採購問題遭到檢方約談的事件,引起社會與學界極大的震撼。上個月檢察官以不起訴結案,這件事似乎就此塵埃落地。但是看了檢察官不起訴的說明後,我認為中研院有責任把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對社會大眾和學界作一個清楚的說明,同時應該對後續可能產生類似的「利益衝突」,訂定明確而符合學術倫理的規範,讓「上位者」與「庶民」一體適用。

首先從檢察官不起訴的說明中,我們大致瞭解這個事件發生的緣由:陳垣崇教授找到一個使用特定藥物會產生嚴重副作用的基因記號,為了要保護這個發現的智財權以及加速它的臨床應用,中研院申請到全球的專利權。接下來中研院就該找一家夠資格的試劑製造公司,授權生產販售這個試劑。顯然中研院「沒有」找到這樣的公司,在前院長李遠哲指示「促進研究發展,增進社會、國家、世界福祉」的背書下,陳垣崇教授自行尋找親朋好友合資設立公司,再由中研究專屬授權,讓全世界只有這家公司可以製造這個試劑,以保障公司股東的權益。健保局去年把這個檢測列入給付對象,一人限用一次,費用近乎十個人次的醫學中心門診費用。而陳垣崇教授要作相關研究的試劑,當然也只有向這家受專利保護的公司採購了。

檢察官不起訴陳垣崇教授採購圖利的理由便是:

  • 陳垣崇教授自行尋找親朋好友合資設立公司有李遠哲院長「增進社會、國家、世界福祉」的背書
  • 投資生技公司是高風險的行為,只有「傻子」才會作的事。檢察官還引用了一個只有三種傻子才會投資生技公司的傳言,來解釋陳垣崇教授並無圖利的意圖
		

老實說,檢察官這種說法引發的問題遠比它解決的問題多。最簡單的問題就是:中研院或其他的研究人員處在類似的情境下,是否也可以作同樣的事?還是必須也得得到李遠哲或是任何其他大人物的背書?而背書的過程與結果是否應該透明與公開接受公眾的檢驗?「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我完全可以理解陳垣崇教授要把研究成果應用到臨床的急迫性,而法令規章的不完備也是事實。但是中研院究竟如何處理這件事?遭遇到什麼困難?最後透過什麼樣的評比過程將專利「專屬授權」給那家公司?這些都是檢察官沒有說清楚,而中研院有責任向社會交待的事。至於檢察官那個只有傻子才會投資生技公司的說法,本身才真正是個「笑話」!

學術研究是現代生物技術產業創意的源頭,但帶領出利益的歸屬,風險的承擔與社會公眾的信任等等問題,都再再提醒學術界在處理「利益衝突」時,應防範於未然而且要採取一個高於法律規範的標準。所以美國大學中很早就對專職或兼職的教授有財務申報的規定,也就是研究人員的「陽光法案」!申報的範圍包括持股、認股優先權、收入、決策地位等等。申報的對象一般除本人外還包括配偶及子女。

反觀國內學術界這方面的規範明顯較國外寬鬆的多。我們不時可以聽聞某院士在中研院的實驗室中為自己公司的產品作研發或品管等傳聞。如果這些傳聞只能在老師與同學間流傳,而無法在陽光下公開檢驗。那麼它對學術倫理的傷害與影響是無形而且深遠的。台灣學術界在「陳垣崇事件」之後,必須重新反省我們過去在規範「利益衝突」時的欠缺與不足,而有責任努力去建立一個優質的學術倫理的傳統。「知恥近乎勇」!只有這樣才對得起社會對我們長期的支持與付托。

 

圖片作者: Community Friend 圖片來源: http://www.flickr.com/photos/communityfriend/2342578485/